优化企业内外部信息环境,促使两者协调发展能够更好地缓解信息不对称,发挥信息的监督效应和融资效应,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实现创新发展。
考察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不仅有助于丰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情境机制,并对政府监管部门优化企业外部信息环境,督促企业优化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行为,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
一、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可以凭借自身专业知识对企业各项活动进行深入分析,既使用信息又解读和传递信息。从分析师关注的信息解读作用来看,由于分析师是专业的研究人员,拥有某一学科专业背景,知识储备丰富。
并在对某一公司或某一行业的长期跟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其在与企业管理层、政府监管部门交流中可能获取一些私有信息,因而能够深入解读和挖掘企业信息披露以外的增量信息,并快速、准确地侦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错报、误报甚至舞弊行为,缓解信息不对称。
因此,当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时,分析师可以运用专业知识深入挖掘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成因、性质、影响范围以及所披露的整改信息是否真实、整改计划是否可行,借助分析师调研等活动持续跟踪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进程,并通过研究报告将其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解读和跟踪情况传递给信息消费者。
此时,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获取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信息量越大、内容越有深度,当不同来源的负面信息相互印证时,会引发更为强烈的市场负面反应,企业通过外源融资获取创新资金的难度更大。
且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企业管理层可能越担心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被分析师传递和解读,继而引发更大的市场负面反应,抬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管理层隐藏重大缺陷的动机更强,重大缺陷披露可能越被动,不利于良好组织声誉的建立与维护,进而加剧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
更有甚者,如果众多分析师在解读企业内部控制信息过程中发现企业未主动披露重大缺陷,或披露的整改信息有误,则信息使用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投资者、债权人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加剧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可见,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对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信息解读更加细致、挖掘更为深入,可能导致市场出现更为强烈的负面反应,提高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引发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加剧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
从分析师关注的压力施加作用来看,由于分析师的专业性为市场普遍认可,因此,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的交易行为严重依赖分析师专业判断,而分析师的服务对象主要由关注短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中小投资者组成。
为满足市场需求,分析师通常预测上市公司未来一年的业绩水平,对长期利润和股价表现给予的关注较少,导致企业管理层为迎合分析师预测过于注重短视决策而牺牲企业长远利益。
而创新活动能帮助企业建立核心竞争优势,提升长期价值,但创新投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导致大股东和管理层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本就倾向于减少创新投资,加之创新项目大多与前沿科技相关、较为复杂,为管理层缩减创新投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可见,在分析师关注的压力施加作用下,代理问题引发的创新动力缺失尤为严重,且创新动力缺失是比创新能力缺乏更为重要的创新失败原因。
因此,当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若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对管理层的压力施加作用就越大,管理层越希望尽快扭转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
因而迎合分析师预测开展短期获利活动的动机越强,导致代理成本更高,风险承担的意愿和能力更低,更难以遵从《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0号——研究与开发》的要求,对创新项目风险进行客观评价、充分论证,转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向短平快的项目,创新支出大大缩减。
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公司盈余管理活动越可能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减少研发支出等操控性支出的动机越大。
因此,在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管理层越希望借助短期获利项目冲抵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导致创新活动中的代理成本剧增,创新风险承担意愿降低,进而增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
二、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凭借其传播广泛性和及时性的优势,从社会公众利益出发,对企业经营和投融资活动进行全方位监督,因而能够督促企业提高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效率。
但也正是由于媒体曝光受众广、传播速度快,会给企业管理层带来巨大压力,诱发管理层短视行为,导致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下降。那么,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中,媒体关注的作用效果如何?下文将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别对媒体关注的信息传播效应和市场压力效应进行分析。
从媒体关注的信息传播效应来看,媒体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不仅能够及时、广泛地传播企业披露的信息,还能够发现企业更多隐而未显的问题,降低市场摩擦、缓解信息不对称。
且媒体为追求发行量和点击率,具有追踪报道公司坏消息的偏好。当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随着媒体关注程度的提高,该重大缺陷被媒体播报的可能性增大、传播范围更广、报道更为深入。
当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为越来越多的资金供给者接收时,资金供给者会普遍提高风险溢价或拒绝提供资金,导致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外部融资途径越来越少,因而创新活动的融资难度加大。
再者,媒体为吸引受众、赚取广告收益以及获得政府或其他利益团体支持,可能过分渲染、炒作热点话题,甚至不惜捏造新闻、虚假报道以达到能够引发轰动效应的爆炸性、丑闻性和情绪性效果。
因此,当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媒体可能利用这一机会深度报道重大缺陷背后的成因,在此过程中可能发掘出上市公司隐瞒未报的其他重大缺陷,或长期存在、未进行有效整改的重大缺陷等更能吸引公众眼球、丑化公司形象的负面新闻,导致市场负面反应更加强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更高,创新资金获取难度逐渐加大。
且媒体关注程度越高,企业管理层越惧怕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被媒体传播所引发的市场负面反应,因而管理层隐藏重大缺陷的动机越强,对重大缺陷的披露越被动,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
可见,随着媒体关注程度的提高,媒体关注的信息传播效应会扩大并加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引发的融资约束,从而加剧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
从媒体关注的市场压力效应来看,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完善,投资者普遍存在投机动机且缺乏信息解读能力,导致企业的任何负面新闻都可能引发股价下跌。
而创新活动需要大量、持续的资金支持,其风险远远高于一般的有形资产投资项目,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创新投入血本无归,给企业带来短期内的巨大损失。
因而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形成巨大的市场压力,导致管理层短视行为更加严重,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活动水平。
因此,在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与重大缺陷相关的新闻报道数量越多,企业管理层面临的市场压力倍增,风险承担意愿大大降低,为满足业绩考评、稳定市场预期,放弃创新项目的概率增大。
媒体不仅传播信息,还具有传染市场情绪的作用。因此,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引发的市场负面情绪会随着媒体关注程度的提高愈发集中,波动更加剧烈,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逐渐下降,股票收益率随之降低,迫使管理层进一步减少、甚至于放弃高风险的创新投资活动。
可见,媒体关注程度越高,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引发的市场负面反应被放大的速度越快,管理层感受到的市场压力越大,越不愿意开展高风险的创新投资活动,进而加大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
结语
从机构投资者的自我利益保护情况来看,作为证券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一样都希望自己的投资收益最大化,因而可能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根据企业公开的短期盈利信息进行套利活动或变换投资者组合以获取短期收益。
且机构投资者的考核多以季度或年度业绩为准,迫于短期考核压力,机构投资者可能无法从长期视角全盘考虑投资决策,极易可能采取短视行为。
当机构投资者资产组合对应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引发股价下跌时,为避免被不断下跌的股价锁定,机构投资者往往采取惯性交易策略,由投资者演变为交易商。
因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其投机行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越大,越不利于企业获取稳定而充足的创新资金来源。
加之企业管理层可能担心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引发机构投资者短视行为,增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隐藏重大缺陷的动机越强,对重大缺陷的披露越被动,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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