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在李白《赠孟浩然》诗中，孟浩然是一个甘愿放弃荣华富贵而迷恋梅花的高士。他喜欢梅花，一生为梅花写了至少9首诗。这个数据比起陆游的梅花诗来当然是不足为道的，但要注意孟浩然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环境的特殊性：那是牡丹王霸李唐的时代。在《早梅》里，他借少妇之口，表达自己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园中有早梅，年例犯寒开。少妇争攀折，将归插镜台。犹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
在世人盛爱牡丹的李唐，孟浩然的梅花之爱显得非常有个性，当然，他也将自己推向了牡丹拥趸者的对立面。在帝国情结，不，准确地说是李唐皇室的牡丹情结之下，孟浩然的爱梅情结，代表着雅士的爱花风尚。两种情结的对抗背后，开启了两个国花的历史竞争。
在马致远的杂剧《孟浩然踏雪寻梅》里，这样的帝国情结和雅士风尚有了一次难得的妥协。马致远将李白、孟浩然和中唐的罗隐、贾岛置于同一个历史时空，于雪中品第牡丹和梅花之高下。李白自然是赞赏牡丹的，而孟浩然却推崇梅花。两个人虽是好朋友，却在谁可以成为国花这个问题上互不相让。在罗隐和贾岛的调和下，最后李白和孟浩然才达成了共识：惟牡丹与梅萼，乃百卉之魁先，品一花之优劣，亦无高而无卑。
马致远的杂剧当然是虚构，但从中可以管窥唐以后的宋元两朝及明初国人对牡丹和梅花的态度以及相互争竞的现实。在杂剧里妥协的牡丹和梅花，在历史演进里继续彼此较劲，互不认输。它们在帝国情结和雅士风尚的影响下，代领风骚，各呈芬芳，也成为国人爱花心性的历史代言。
数据之争
翻一翻中国文学典籍，大体可以管窥牡丹和梅花被提及的频次。这些数据，也是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被人们珍视程度的证明。
十三经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人们对这两种国花的爱尚。在《周易》、《尚书》这些儒家经典著作里，尽管梅的出现仅仅是植物学意义上而非花卉学意义上的，但也远胜牡丹的籍籍无名。再看一看中国历代诗总集中的数据，梅依然超过牡丹。即便在唐朝，梅在《全唐诗》中出现的诗歌就达877首，居第九。到了《宋诗钞》中，梅更达888首而居第三。《全宋词》中，梅更以2883首列于第二，仅次于柳。即便在古典文学名著里，梅出现的频率也大大高于牡丹。
数据背后是植物生长和命名的历史差异。很显然，梅比牡丹更早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栽培历史来看，牡丹的1500年栽培历史在梅的3000多年栽培历史面前，显然是有巨大差距的。据考证，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始于南北朝时期，而观赏梅的栽种，则可溯自汉初，《西京杂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这是梅资格老于牡丹的最好证明。
国有遗芳
其实，在漫长的国人爱花历史里，不止梅花与牡丹在竞争国花，还有更多的花类有资格竞争国花。从帝国情结与雅士风尚这两个审美谱系来看，强有力的竞争者中，排第一的，自然非兰花莫属。
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兰以465首的出现率稳占花魁。在《全唐诗》中，虽然跌落前三，但依然保持第八的名位，可谓风姿不让；《全宋词》中稍升一位，以723首的数字居第七。在《楚辞》中，一共有18章30句提到兰，单是《离骚》一章就有7句以兰为香草。
郑穆公是上古名公钜卿中爱兰的代言人之一，他与兰花的故事颇具传奇性。他因兰而生，亦因兰而死。《左传•宣公三年》记：燕姞是郑文公的爱妃，一天她梦见先人赠她一支兰花，曰：兰有国香，人之服媚如是。她把这个奇怪的梦讲给郑文公听，郑文公欣喜，宠幸于她，第二天，送了她一支兰花表示钟情于她。后来，燕姞生下一子，取名兰，这便是郑穆公。多年之后，郑穆公临终，恰巧屋里一株兰花也正在枯萎凋零，他哀叹道：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掐下兰花，安然逝去。
郑穆公没有料到的是，他的爱兰，成就了一国的爱花风尚。帝国情结推动了兰的举国膜拜。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以兰招魂，遂成郑国风俗，而爱兰之风俗，也因此蔓延到诸国。
圣人孔子也钟爱兰花，赞兰花有王者之香。鉴于孔子特殊的儒家代言人的身份，兰经由孔子的宠爱而被赋予了崇高的精神。兰的自然属性与儒家的人格特征，经由孔子的爱尚达到了完美的契合，兰花遂以花中君子之品目传世，走上众芳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菊花的资格，来源于雅士风尚的影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隐士诗中，菊的高频度出现及其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开启了菊的国花竞争历史。在中国历代诗总集中，菊也有很好的表现：《全唐诗》以822首居第十，虽然垫底，但远超那些排不上名词的花卉；《宋诗钞》中，菊又以411首跻身第八，《明诗综》以189首居第七，呈现出渐次攀升的历史走向。有着这些骄人的历史过往，便为菊花在民国晚近的国花之争中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1925 年，诗人胡怀琛提出了国花之选，舍菊其谁的几大理由：第一，菊花开于晚秋，自甘淡泊，不慕荣华，足征中国文明之特色；第二，菊花有劲节，傲霜耐冷，不屈不挠，足征中国人民之品性；第三，菊花以黄为正色，代表黄种人和黄帝子孙，云云。这些观点，突出了菊花的品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虽然最后并没有成功，但也可谓虽败犹荣。
荷花、桂花、茶花……野有遗贤，国有遗芳。一说到国花，这些花的粉丝们当然更愿意为它们投上一票。
文化生根
由于种养技术的普及，牡丹难以栽培的历史早已过去。打开中国牡丹种养地图，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迁徙路径。以洛阳为中心，向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洛阳(隋)—长安(唐)—洛阳(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这是中国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此外，在15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中，还形成了其他几个发展中心：一是长江三角洲、太湖周围及皖东南；二是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彭州；三是甘肃的兰州、临夏；四是广西的灌阳。它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生长出各自的品类，并成为当地的景观和文化标志。
牡丹开处，总有人怜。这与其说是花卉的迁徙，不如说是文化的迁徙，这意味着昔日帝王园囿中的富贵之花，进入了平常人家的庭院和自然山野。脱却了些许富贵气息的牡丹，历史性地沾染了人间烟火气。
而梅、兰、菊们，却似乎从未改变。
今天，帝国情结早已消亡，而雅士风尚确乎显得曲高和寡。抛开各种花卉代表着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精神以及象征意义，仅以它们的公共性和普及性而言，如今已无轩轾。话题说到这里，马致远在《孟浩然踏雪寻梅》中的虚构，立即便有了当代意义：惟牡丹与梅萼，乃百卉之魁先，品一花之优劣，亦无高而无卑。
无高而无卑，这是戏曲虚构中罗隐和贾岛对国花之争的历史态度，也是我们今天看待国花评选的情感向度，更是未来参与国花评选的文化角度。爱则深爱，不必有理由，也并不一定需要数据支撑。在中国花卉协会新近发起的我心中的国花投票结果中，牡丹79.71%的得票率，对梅花的12.30%的得票率而言，并非最终的完胜。
而对于那些得票率低于1%的花类来讲，它们的出现，便有了一国之花的意义：没有胜败可言，只见文化生根。（有关数据自潘富俊《草木情缘——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