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级人物。

英国著名诗人，浪漫主义代表拜伦，他的作品自上个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其形象变迁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脸：他是20世纪初的英雄诗人，革命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

1978年之后，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开始在文学范畴内展开。

诗人拜伦

英国诗人拜伦，全名乔治·戈登·拜伦，1788年出生，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级人物，天生跛一足，父母都出自没落贵族家庭，10岁时，继承家族爵位和产业，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

在大英图书馆网站上能找到拜伦的主页，上面这样介绍他：拜伦勋爵（Lord Byron）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自由而献身；在政治观点及个人道德上，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身为诗人和冒险家，他是个浪漫主义英雄的化身。勋爵以其英俊的容貌，骇俗的看法，和鲁莽的行为闻名于世。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级人物。

拜伦生活的时代，欧洲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时代，法国启蒙思想也随着法国大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启蒙主义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对拜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剑桥大学毕业后，拜伦开始游历南欧和西亚，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受当时所见各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战争所鼓舞，拜伦创作的诗歌作品《哈罗德公子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使他一跃成名。而他最为著名和极为成功的作品，则是他的讽刺体史诗《唐·璜》（Don Juan）。

拜伦在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们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反抗国家强权，社会秩序和宗教道德，并追求自由，倡导人类的公平和平等。拜伦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革命斗士，捐款帮助希腊筹建舰队，加入希腊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拜伦死后，希腊独立政府宣布拜伦之死为国葬，全国哀悼3天。

民族主义战士和英雄

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该有自由回 照!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这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名作《唐璜》（Don Juan）中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的片段，1902年梁启超首次将它翻译，放入其文章《新中国未来记》中，刊登在《新小说》上。

梁启超戊戌变法期间，提倡开学校，译西书，改革科举制度，为维新变法所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 为广民智，振民气而创办《新小说》等报刊。同时，一些精英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文学和艺术对于启迪民智的重要，拜伦和其作品也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

梁启超认为整个《唐璜》就是一部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 充满了愤怒、蔑视、威胁和呼吁的作品，并且不时地吹出革命战争的号角那一阵阵响亮的长音。梁启超对《哀希腊》的译文中，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这样强烈的排比和跃然纸上的情感呼唤，实则表现了梁启超渴望社会变革，实现自由民主的愿望。

在此后的几十年，拜伦作为一位英雄，其诗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被鲁迅，苏曼殊，胡适等屡屡翻译，在中国传播。

鲁迅曾经在《坟·杂忆》一文中说到：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拜伦作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在中国最初的形象是一位民族主义战士和英雄。

英国著名诗人，浪漫主义代表拜伦，他的作品自上个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其形象变迁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脸"。

英国著名诗人，浪漫主义代表拜伦，他的作品自上个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其形象变迁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脸"。

革命浪漫主义

清末民初时期，以梁启超、苏曼殊、黄侃、鲁迅、王国维等人对拜伦的早期译作为代表，拜伦成为了呼吁社会变革的英雄。1924年拜伦逝世100周年时，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拜伦进行了更全面的介绍，包括沈雁冰，郑振铎，赵景深等, 郑振铎更评论说我们喜爱伟大的作家，我们更喜爱伟大的反抗者。( we love great writers, and we especially love great rebels. )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拜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

拜伦被称为革命浪漫主义派(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诗人，这股源自苏联的理论潮流对中国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苏联学者认为，"革命浪漫主义是推动革命最有效的方式。"

受此影响，中国大陆学者关于拜伦的第一篇论文标题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拜伦的诗，于1956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拜伦如果活得长一点就会变成反动资产者 。 这句话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于1958年在中国出版， 这似乎为中国的拜伦研究者提供了底气来颠覆苏联研究模式。随后，发表于主流文学杂志的两篇文章，作者安旗撰文的试论拜伦诗歌中的叛逆性格，以及杨德华所著的试论拜伦的忧郁，都表明了同一种观点：拜伦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士，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一场风暴在酝酿，文化大革命前期，一场关于拜伦的论战在《光明日报》开始了。

1964年，一篇题为拜伦和拜伦式英雄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作者袁可嘉总结了拜伦式英雄积极面和消极面，作者认为在拜伦创作的年代，这种积极面适合民主革命的潮流，从而在字里行间透漏出对拜伦式英雄所追求的个人自由、个人反抗等精神的欣赏和向往——这在那个话语权被严格审查的年代，必然会遭到批判。随之而来的是对此文的尖锐批评，并指出作者夸大 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性,歪曲了资产阶级的历史面貌，并将拜伦式英雄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1960年代，拜伦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学术研究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批判。于此同时，其它西方文学家比如罗曼.罗兰，雪莱，雨果等也被贴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标签。

拜伦故居——钮斯泰德府邸就坐落在如诗如画的草坪上，整座建筑古朴庄严，装饰精美。

1978年以后：回归文学本身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开始多元化，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诗歌艺术和流派，诗歌体裁，哲学和诗歌美学研究等方面，回归到了学术研究的范畴。

拜伦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当中，两位学者的名字不得不提，一个是查良峥（笔名：穆旦），和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兄弟，一个是王佐良。

查良峥自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曾在西南联大执教，后留学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译著颇多，包括普希金，雪莱等等，晚年完成翻译拜伦的巨著《唐璜》，被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

王佐良多年研究和翻译英国诗歌，将英国文学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到中国，著作《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将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兴起与发展，重新定位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并对这些诗人包括拜伦进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本文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李鸥教授在伦敦亚非学院的拜伦在中国的主题讲座，以及张旭春，戴从容等学者的论文作品。）

作者丨胥一凝 原载丨BBC

图片：BBC SPORT；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