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而具有法兰西思想之父之称的伏尔泰在《道德论》中也说道：作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你想知道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得先把眼睛转向东方——那是一切艺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它。
而法国牧师萨维纳在他出版的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中更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当整个西欧还处在原始状态的时候，中国人在4000前就已经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了。
这就说明，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方文明曾经先于西方文明。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文明发展进程一直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国家。
诚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才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
古印度于公元2000年前被雅利安人所征服，古埃及于公元前522年被波斯人征服，古罗马于公元前408年被西哥特人征服，古希腊于公元前388年被马其顿人征服。
上述文明古国均灭于异族的侵入，而导致其文化中断。唯有古老的中国，其灿烂而悠久的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成为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的唯一。
古老的中华文明流传至今，是没有遭到异族灭绝性的入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自中国产生文字纪事以来，修史作传，秉笔直书，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历朝历代都会依据中华传统为前朝修史作传，记录之前的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使得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延绵不绝而得以保存下来。
国学大师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学问之成立在信，而学问之进步则在于疑。非善疑者，不能得真信也。随着学术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苏秉琦教授生前曾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史框架，他说：
时至今日，把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史学、考古学者面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史的构思、脉络已基本清楚。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可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根据蔡元培先生和苏秉琦教授的宏论，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着两个问题：
一、中国史籍记载在黄帝之前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多久？
二、中国苗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即他们的早期历史是怎样的？
中国史籍为什么对他们有那么多的记载？为什么王桐龄说：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
为什么夏曾佑说：古时苗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
史家稽古，多从伏羲氏开始。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斯文鼻祖是伏羲。伏羲之前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上树栖居，盘古、燧人、有巢，是否确有其人，年代久远，难以详究。
可距今7000年的伏羲太昊氏，应该说是确有其人，确有其时代。早在先秦时期，伏羲就已经被国人确认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尚书》：古者伏牺氏之天下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世经》：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中国史籍记载的人文始祖，与伏羲同时代还有女娲，之后又有神农，再到黄帝、炎帝和蚩尤。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曾明言：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司马迁明确告诉后人，他只写上起黄帝，至于麟止的历史，之前还有伏羲作《易》八卦。鲁迅曾评说：司马迁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
司马迁《史记·六国列表第三》载：‘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一万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我国东南部口朝黄土背朝天地经营稻作农业了，已经开始烧制陶器了，已经产生了最初的象形文字。
中国大量史籍资料记载，早于黄帝2000年的伏羲太昊就开始了中华文明一系列的创造发明。中国人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尊称伏羲为百王之先、三皇之首、斯文鼻祖。
苗族发祥于中国的东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中国自有文字纪事以来就有关于苗民的记载。
综观中国历史文献，无论是钦定的正史仰或野史，对苗民的称谓，上古时期称东蒙或伏羲太昊部族，炎黄蚩时期称蚩尤部族或九黎部落，尧舜禹时代称三苗、有苗或三苗国，夏商周时期称南蛮、荆蛮或荆楚，秦汉以后称武陵蛮、五溪蛮或武陵五溪蛮。
虽然各历史时期称呼不同，但称呼的对象都是苗人。中国史籍对苗人的记载，其历史脉络可谓清晰。东蒙—九黎—三苗—南蛮、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一脉相承。
吕思勉在《先秦史》中说：研究吾族源起者，始于欧洲之教士，而东西各国之学者而继之。运用现代学科研究方法而发轫的研究苗族的著述，也始于西风东渐，即源于西方传教士或人类学家。
法国牧师萨维纳在中国西南传教20多年，他于1924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他根据中国史籍记载纪年表，将约7000年前左右的伏羲太昊时代称为游牧时代，约6000年前左右的神农时代称为农业时代，约5000年前左右的黄帝时代称为建立帝国半史时代。
他还说：我们没有列出更早的时代，因为表上列的从公元前4477年到1888年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向我们显示：苗族祖先在东亚早期历史上留下的足迹。他下结论说：标识着中国史籍所记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的，正是这些苗人。
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05年到中国对苗族进行调查，于1936年出版了中外第一部《苗族调查报告》。
鸟居龙藏说：当汉族未入中国之前，中国之中部及南部，本为苗族所居，自汉族移入后，渐与苗族接触。
他引用美国人类学者d.gbrinton在其所著races andpeples(1890)的话说：血统纯粹之汉族自以为五千年来自昆仑，沿黄河长江之源而入中国西北之陕西省。
在华夏族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中文，为什么只把华夏族的祖先记载到6000年前的少典，而把苗黎族的祖先记载到7000年的太昊伏羲？
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难的，是因为古代战争促进各部落融合的结果。正如梁启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说：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古苗黎族与古华夏族一样，同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成员之一，同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缔造者、中华文明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要想真正的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过程，就不能不对苗族早期的历史进行研究；要想真正透彻地了解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原因，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整合精神资源，也决不能缺失了对苗族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的研究与考察。
二
马克思说：
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国学大师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也有一段精彩的表述：
上古历史，虽多懵昧难考，然即周、秦以来之书，推究上古社会之状况，亦往往有端绪可寻。
盖自蒙昧社会进而至于开明，其中阶段甚多，必经若干年岁之蜕化，始渐即于完成。而后来社会之语言、文字、思想、制度，亦必仍有前此之迹象，蝉联寓伏于其中。由后推前，不难见其经过之迹也。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历史文献纵贯数千年，极为繁富，浩如烟海，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媲美。尤其是先秦典籍记录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基因，勾勒了中华文明滥觞的历史轨迹。
太古之世，无所谓政治，亦无所谓君主，各分部落，不相统一。剥林木以为兵，用水火以胜敌，强陵弱，大吞小。不知经历若干之岁月，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
中国众多的典籍资料记载，上古时期，在我国东北部平原地带，就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史籍将这个大群称之为东方君子国、不死国或伏羲太嗥部族。翦伯赞、郑天挺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注曰：君子国，不死国，相传是东方夷国。苗族自称为蒙，王献唐稽考称之为东蒙。
上古东蒙人伏羲太嗥部族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部落群团，这个最早的部落群团早于炎黄蚩时代2000多年，群团中就包含有苗族最早的先民。苗族源自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嗥部族。
我们知道，中国典籍大量记载三皇五帝，三皇有天皇、地皇、泰皇（指人皇）之说，而大多是记载人皇的。
天皇、地皇是人们心中的宇宙空间上天力量与赖依生存的大地自然力量。古人用神化信仰方式使天地变成某神去崇尚与信仰敬拜,寄告子孙尊天敬地，崇尚自然，传承文明。
而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人皇。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人类迎来了新的时代，三皇五帝率领人众开创了上古中华文明，后人把他们奉为神灵，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宣扬他们的英雄业绩。于是人们就把原始社会中后期出现的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酋长或大王称为三皇五帝。
古代帝王事迹，多杂神话。其较可信者，盖始三皇五帝。中国典籍对三皇五帝有多种记载，从古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倾向于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三皇早于五帝。三皇时代距今六千年至七千年，五帝时代距今则在五千多年前左右。
根据中国典籍记载，苗族源自上古东蒙即伏羲太嗥部族。苗黎族是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原始部落人群，这在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为代表的史学大家的《中国通史》系列中，在王桐龄、夏曾佑、林惠祥等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史》系列中，以及在蒙文通、王献唐、闻一多、芮逸夫、马少侨、何光岳、侯哲安、石启贵、杨绍先、梁聚伍等的重要著作中，都已经肯定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嗥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太嗥可能实有其人。如果八卦确是一种记事符号的话，按照传说，当是出于太嗥或太嗥族。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则说：太嗥，号伏羲氏……稍后的记载中说，从黄河下流到江淮流域是东夷和淮夷活动的地方，共有九部：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合称‘九夷’。传说太嗥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嗥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
可见，范文澜、郭沫若所说的东方夷族、夷人是指上古时期居住在东方的伏羲太嗥部族，不是指华夏族入主中原后，至夏商周开始按地域和方位形成的五方格局中的东夷。
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南蛮都是上古东蒙伏羲太嗥部族的后裔，南蛮是伏羲太嗥部族参战部分九黎族南下的后裔，东夷是未参战未南下的那一部分的后裔。至春秋战国前后，东夷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
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嗥部族的后裔，历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该部族的绝大部分已经融入华夏族即今天的汉族，一部分撤退至南方，发展演变为现代的苗瑶畲三个民族，还有一些融入其他少数民族，即由百越、百濮、氐羌等发展演变而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嗥部族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源头。
三
马克思指出：在野蛮期的初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关于大主宰的模糊概念……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这说明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中发展了想象，从而产生了神话和传说。而神话和传说反过来又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斗争。
高尔基则说：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
说明神话的产生，是基于现实生活，而非出于人类头脑的空想。人类的神话传说中往往包含着历史的真实。在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形式。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曾这样写道：马克思说过，‘虽然希腊人由神话中得出了他们的氏族，但是这种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与半神要古老些。’这个原理，同样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原始公社的存在远比皇帝要古老一些。
我们知道，在产生文字记载历史以前，我们的祖先主要是通过口耳传诵的形式代代相传其形成发展史的，这才使得远古的历史由此得以延续。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历史长河的肩架上，展现了形形色的古代神话传说。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关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神话传说，决不是空穴来风，它在民族心理中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它们的传诵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往往通过一些庄严肃穆的仪式来完成。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类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在20世纪初五四前后，当时的我国学术界有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势力很大的疑古学派，他们认为古代很多被当作信史的东西其实都是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他们有一个理论叫层累堆积说，认为古代的传说就像滚雪球似的，原来可能有一点点影子，但这雪球越滚越大，越大就越离原来那一点点影子越远。所以，古代的东西就值得怀疑了，不能当作信史。
20世纪初期，无论是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或者考古发掘工作都才刚起步，以至疑古学派很有市场，当然不赞成疑古学派观点的也大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人们开始走出疑古阴影。
以范文澜、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历史学家，开始了中华文明真史的一系列探索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最新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李学勤先生针对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
他说：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书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
随着百年来地下发掘物的大规模的增多，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疑古学派的看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的考古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国各地发掘出的许多古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神话不是纯粹杜撰的产物，它不是虚构的无稽之谈，而是历史。它是‘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虚构’的故事上古神话系统，是从属并表现着人类史上一个特定文化阶段的符号系统。
神话史，剥去宗教的面纱就是上古史。我国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了神话传说的真实性。
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知识，比如周易、中医、建筑等，它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而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中国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西北种粟、东南种稻，制陶业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伴随着农耕文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创造与发明，我们绝不能低估了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和能力。
更何况，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始皇焚书坑儒，还不知道烧掉了多少史籍经典，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只是其中未烧灭掉的一部分。
四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
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人类之动作，有共同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
欲知其共同之轨辙，当合世界各国、各种族之历史，以观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蜕变，当专求一国家、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以觇其异。
本研究限于后者。即中国的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民族，一个对中华文明启步曾做出重大贡献的民族，一个因为部族战争失败由强者沦为弱者的民族，以觇其特殊之蜕变。
研究和疏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时代越久远越困难，这是不言而愈的。这除了依据中国典籍记载、考古发现外，还应该重视民族的民间传说。
作为一个没有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民族，口头回忆和记叙就是他们的档案。马克思在论述日尔曼的歌谣时曾说过：古代的歌谣是他们(指日尔曼人)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
高尔基则说：从远古时代起，民间创作就不断地和独特地伴随着历史……俄罗斯的歌谣就是俄罗斯的历史。
我们知道，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通史《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传说中上古五个帝王—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是司马迁在两千年前，根据各地传说资料而写成的。
他曾经西至空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地，长者皆各往往称黄、尧、舜之事。可见史料来源是通过各地长老传述来的。因此，在中国典籍资料记载的基础上，借鉴民间传说资料来研究疏理一个民族的早期发展历史，是必不可少的。
萨维纳在他出版的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中说：仅仅满足于通过中国的编年史来认识苗族，对苗族的认识肯定很不完整。编年史向我们展示的苗族是汉人所描绘的苗族，而非现实中的苗族。
他强调说：
语言的命运与操语言的民族的命运往往是一致的。弱小民族或早或迟会学说强大民族的语言；战败者会要说胜利者的语言；而在历史中消失的民族的语言就会成为死的语言。
唯有强大的、勇猛的、坚持不懈的种族的语言才能征服数个世纪。例如，在欧洲，有凯尔特语和巴斯克语；在亚洲，有苗语。苗语中的一些词汇在阳光下经历了50个世纪都没有变色。
苗族的心史记载资料即民间传说异常丰富，有古歌、史诗、古老话、神话、传说、礼辞、诗词、故事等。
苗族心史资料把伏羲与女娲，涿鹿大战的故事，悲壮的迁徙史歌等带到了四方八方，不间断传说了50多个世纪。
我国先秦文献记载之伏羲与女娲，就是根据苗族创世神话《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而纪之为书的。西部方言苗族对洪水的患难兄妹直接称伏羲和女娲，东部方言苗族称傩公与傩母，中部方言苗族称姜央兄妹。
马长寿在《苗瑶之起源神话》中说：
中原神话中的包羲与女娲原为楚籍，系楚中苗族创世之祖……自中原与楚苗交通后，汉苗文化交流，于是楚苗之古帝王及主神，不特通行于苗族，汉族亦从而假借之。时代匡远，于是中原人士不复知伏羲女娲为楚苗之始祖矣。盖汉族之假借苗族伏羲神农为古帝王，亦犹苗倮之祀孔子，与夫汉族之以瑶祖盘古为开辟之神，其例相同。
本套苗族简史丛书初步拟定为：《探考伏羲》、《解读九黎》、《话说三苗》、《思辩南蛮》和《五溪蛮考》。力图还原苗族真实的发展历史。以吸收先人之智慧，凝结中华民族向心力，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石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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